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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征集与补充脚本撰写过程中，我们发现，虽然钱老生前留存的资料颇为丰富，有日记、书信、证书、徽章，还有各个时期的照片、录音材料，但有些事件第一手资料依然短缺，难以交代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有的只有叙述无原始文献；有的图片质量不够清晰，无法满足展览图版的需求。因而，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到钱老曾经学习、生活、工作过的单位以及档案可能流向的地方，如中央档案馆、北京大学档案馆、清华大学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民盟中央、中组部等10多个部门，查阅、函调、征集资料百余件，还通过电子邮件与南洋中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哈佛大学档案馆取得联系，搜集到一些珍贵史料，进一步完善了资料体系。
提起查档经历真是一言难尽。我在档案界混迹近30年，熟知档案工作领域的政策法规，也深谙档案馆（室）对于利用者的“杀手锏”以及工作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对待利用者的行为方式，也知晓学术界对于档案开放工作颇有微词，譬如著名史学家沈志华教授就曾多次撰文，抨击国内档案部门查档范围不清、查档手续繁琐。现在，轮到我这个“保管者”以“利用者”的身份，去亲身体验“查档之难”了。
为了真实反映钱老入党的过程，我们借助校友、同学关系，四处打探，终于获悉他的入党材料在外交部，迅即电话联系干部处，对方回复：钱老是在国际问题研究所退休的副部级干部，查阅入党材料必须是他的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其他单位只能发函委托国研所查阅。又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商议，他们建议我们还是继续跟外交部沟通为宜。再联系外交部，言说“你们委托外交部机关党委吧”，机关党委答复“我们从来没有受理过这种业务呀！”又是一番软磨硬泡，终于同意，须以学校党委的名义出具公函，他们协助办理。机关党委的张英老师接到学校的公函后，到干部处查阅了钱端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资料，并以外交部机关党委名义出具了一份档案证明。自开始搜寻外交部电话（114查询台无登记）到收到加盖外交部机关党委红章的公函，历时两个多月，电话联系不下10次。看着这份来之不易的文件，数日的不平还是化为深深的感动，感谢为本次查档提供帮助的外交部张英老师、小李、小谢同志以及国研所的卫真处长、郭处长，还有我的大学同窗何梅处长，她虽远在俄罗斯大使馆却仍时时牵挂着查档的进展！
钱老加入民盟的资料则得益于退休干部、原统战部部长刘秀华老师的热心帮助。她多方打听、辗转托人，带着我到民盟中央档案室查阅资料。万分庆幸的是，民盟中央的档案保存得相当齐全、完整。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钱老最初加入民盟的申请审批材料，还查到钱老参加历次民盟中央代表大会的文献，还有一张非常珍贵的老照片，是1983年习仲勋在全国民盟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接见钱老的图片。不出意料，查档即将结束时，视保密为第一要务的档案室工作人员特别嘱咐，该资料仅用于本次展览活动。
文稿中钱端升参加国民参政会和在大学院工作专题缺乏第一手资料。2015年12月，钱大都先生与我一起前往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档。二史馆集中保管着中华民国时期各个中央政权机关及其直属机构的档案220万卷，可谓卷帙浩繁，但档案整理编目工作比较薄弱。我们在查阅台办理了登记手续，每人领到一张磁卡，到指定的电脑开始阅档。我们首先查阅了教育部全宗，该全宗仅有案卷目录，尚未编制卷内文件目录。换言之，利用者需要依据案卷标题来推断应该打开哪个案卷，逐帧查看，不到最后一幅，你无法判断该案卷中是否包含有自己需要的信息。查档第一天，在电脑上看了七、八卷，每卷大概一二百幅图片，几个小时下来，头昏脑涨，却一无所获。无奈之下，只得去求教我的师兄、二史馆编研处处长孙武。孙武处长曾在编目处工作多年，对馆藏档案非常熟悉，他简要了解了钱端升的基本情况后，建议我们检索教育部二全宗、中宣部、外交部全宗试试。我们两人又查看了一天，果然查到了钱老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提案———请政府刷新政治以慰民望而奠国基案、1948年被评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材料，以及1939年至1945年赴美期间就美国的外交走向致王世杰的电报等。查询工作结束后，尚有半天空闲，我们决定去探访钱老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南京大学及大学院旧址。冬日的古都，天空有点阴沉，钱先生跟我走马观花，参观了南京大学校史馆、拉贝纪念馆及中央大学旧址。这时，已是傍晚时分，天也下起了小雨，钱先生还是希望再到成贤街看看，我们来不及停歇，打听了几个路人，穿过几个街区，终于在晚7点来到南京市成贤街43号———国民政府教育部旧址，这是一座中西方结合的民国式建筑，三层小楼，砖石结构，立柱式大厅。现被某单位占用，工作人员均已下班，门卫得知我们远道而来，很是热情，允许进大厅拍了几张图片。当我们离开时，已近晚7点，虽有些疲累，但心里还是暖暖的，此行收获颇丰哦！
相较于综合档案馆，到院校的查档则顺畅很多。犹记得，我跟同事张蕾第一次拜访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馆长马建钧热情地招呼“欢迎回娘家哈！”听说我们正筹办钱馆，其工作人员慷慨提供了钱老在西南联大的试题和博士论文样本（电子版）。还有上海南洋中学校办的高主任，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当得知我们在筹备钱馆，需要钱老在该校读书的成绩单，他遍寻学校档案室无果，竟不辞辛苦跑到徐汇区档案馆查阅。遗憾的是，因年代久远，档案馆藏中保存的南洋中学学籍档案最早也只能追溯到30年代的。业界都清楚，对历史档案不能“苛求”。虽说对结果有些失望，但高老师的敬业精神着实令人感佩。他认真、执着的工作态度，让我看到南洋中学深厚的历史底蕴，也看到了王培荪老校长“为国桢干”办学理念的传承与弘扬，南洋中学无愧于“中国之伊顿”（吴稚晖语）的赞誉！
在资料协助方面，为我们提供无私帮助的还有学校图书馆的范静怡、王丽娟、胡双利、滕燕老师，以及清华大学档案馆、图书馆和人民大学图书馆。还有我的同事陈明元三番五次拍发原文电子版，学校的科研处谭义、宣传部卢云开也为展览贡献了大量有关钱奖的图片、视频及文字材料，研究生贾昊、康桥、黄丽婷、安洁四位同学承担了所有文献与图片的扫描工作……没有这些同事、朋友和学生的协助，展品将不可能如此丰富与生动。
值得一书的还有口述史料的搜集。文字信息往往是互不关联的零散信息，为了更加立体、全方位地还原历史事实，我们还走访了曾经在钱老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学校离退休老干部，听他们讲述文献背后的故事，了解照片的产生背景及逻辑关系，搜集口述史料，作为已有文献的有益补充。
今年已85岁高龄的吴昭明老师，在我们预约采访后，专门翻出几年前已写就但未刊发的长文，帮助我们回忆钱院长在北京政法学院的工作详情；张孝文老师为接受采访提前拟写了提纲；钱老的秘书陶和谦老人无私地为展览提供他尚未完稿的回忆录；我校终身教授陈光中老师，深切寄语“政法大学一定要举起钱端升这面旗帜”；原北京政法学院教师邹德慈，一个精神矍铄、经历传奇的老人，曾在60年代初期担任编译教材专家组秘书，她帮助我们逐步还原了编译教材的情景细节，邹老师还有句名言“我的人生从五十岁开始”，她乐观豁达、笑看人生的生活态度深深地感染了采访现场的每一个人；林道濂老先生对于提纲中关于“钱端升为何选择回国”的提问百般不解，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学成归来报效祖国难道不应该吗？从这些老领导、老教授、老干部的身上，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浓烈的责任意识，和读书人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在国家、学校需要他们奉献力量的时候，他们从来就不曾犹疑过！
史料的研读与挖掘资料收集相对齐全以后，我们结合当下社会的实际情况，对钱老的生平经历、各类资料进行了仔细地解读、分析，以充分把握钱老的思想脉络和历史语境，凝结提炼人物的精神实质，确立展览的主题。
钱端升作为一个学贯中西、治学严谨的知识分子，自中学时代起，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现留存的日记约百万字，时间前后跨越50余年。还有与朋友、家人的通信几百封。通过认真研读钱老的日记、书信以及留下的部分书稿，我们基本了解了钱老学术思想及政治立场的演变经过，对钱老的精神特质和学术风范也有了初步认知，为进一步确立纪念馆脚本的主题思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若想客观呈现一个人物的历史，除了解本人对自我的认知，还须观察同学、朋友及家人对他的记述和评价。据家人反映，与钱端升来往较为密切的学生有20多个，朋友30人，欧美各界人士60多名。为此我们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资源，下载、复制了几乎所有有关钱端升研究的文章、博硕士论文，借阅购置了大量与钱端升有交集的亲朋好友的回忆录、日记、传记，从中爬梳钱端升在他人心目中的印象，或者确认某些史事。据不完全统计，大致浏览过的书籍约有40余册，文章、论文50多篇。随着阅读的深入，钱老的形象在我们的认知中也逐渐丰满、鲜活起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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