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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四、如何运用本国公司法的实务资料？
（一）需要什么样的案例和事例？
本书运用的实例总体上可以分为：诉讼案例和非诉讼事例。诉讼案例，不限于民事诉讼案件，也可以是行政诉讼（例如关于公司工商登记的诉讼、公司诉证监会的案件等），或者刑事案件（例如：非法集资案件、擅自发行证券案件、国企高管“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等）。非诉讼事例，如：股份公司的募股说明书、股份公司资产重组公告书、股份公司换股吸收合并“预案说明书”等。
（二）如何选取案例和事例？
1、案例和事例来源诉讼案例主要选自以下资料：（1）案例数据库：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某些法院的网站、某些律所开发的案例库；（2）最高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3）法院编辑的书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人民法院案例选》、《中国审判案例要览》、最高院民一和民二庭编辑的民事商事“审判指导”、某些省高院编辑的“公报”、案例选、“审判指导”等；（4）各种评论文章中所援引、讨论的案例。
非诉讼事例主要选自国家或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机构的官方网站披露的信息，以及财经类报刊杂志的报道。
2、选取标准（1）以案例本身的争议焦点选取，不拘泥于判决书所定的案由和争议焦点。
例如，《中国公司法》一书引用的第一个诉讼案例“吴国城等诉上海三联（集团）有限公司吴良材眼镜公司企业字号权案”，案由是“企业字号权纠纷”。但本书援引该案旨在引导读者思考：1950年代“公私合营”究竟是什么样的过程，私营企业的产权发生了何种变化，以当前的法律观念分析半个世纪之前的企业改组，可能面临什么困难？这些问题都有助于认识和反思1950年代中国企业所处的法治环境，以及当代中国公司法所承继的法治传统。
再如，不少案例的“案由”是“借款合同纠纷”，但其争议的真正焦点问题不是合同问题。有的是如何认定国有企业改组的法律性质，是转投资、企业分立还是吸收合并，有的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行为效力的问题。
（2）选取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即触及或者揭示法律适用和解释的疑难问题、典型问题的案例，不过多看重审案法院的级别。尤其注意那些反映中国公司法独特问题的案例。例如：公司登记机关对营业范围的审查，公司名称和商标的冲突，以“经营性资产及其负债”出资，非上市公司股份的“变相公开发行”等。
（3）一个专题或者问题，可能选取两个以上有典型意义的案例。例如，关于法人独立地位否认，选取不同时期的三个典型案例，做比较讨论。
（三）如何引用案例？
以本书第一个诉讼案例为例说明。
首先，列出当事人、审理法院、判决书案号等信息。例如，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吴国城等诉上海三联（集团）有限公司吴良材眼镜公司案；列出审理法院和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沪高民三（知）终字第74号；列出案件当事人，省略诉讼代理人信息：“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国城、吴自生、吴自立、吴莉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三联（集团）有限公司吴良材眼镜公司。”
其次，以脚注注明案例出处和合议庭成员：“本案合议庭由审判长澹台仁毅、审判员朱丹、代理审判员王静组成，判决发布于：朱丹，《吴国城等诉上海三联（集团）有限公司吴良材眼镜公司企业字号权案》，《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3年商事审判案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本书引用时有删节。”
对上述引用方式有几点说明：（1）案例的名称显示了当事人，但没有显示“案由”（即“企业字号权案”）。因为，案由不一定反映案例涉及的全部争议问题。（2）显示法院名称、文书类型（判决书或裁定书）、案号，以备核对、检索。理解文书案号的意思，需要参照最高法院“案号规范”。1992年最高法院发布《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2015年发布《关于人民法院案件案号的若干规定》，自2016年1月1日实行，依据新规范，案号由以下部分构成：收案年度、法院代字、类型代字、案件编号。如何既简单又实用地显示案例的上述信息，有待探讨。（3）有纸质出版物的话，尽量注明纸质出版物来源。因为，网络信息不够稳定。引用网络信息应当注明主页网址、信息发布时间或访问时间。（4）注明合议庭成员，一是因为这些信息本来就是判决书落款注明的，二是显示判决观点与法官个人的联系，也是对合议庭成员的尊重。
对于发布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裁判文书，我建议使用如下引注方式：（1）案件名称均以一审原告诉被告的格式显示，无论引用的文书是一审还是二审文书；（2）案件名称不必显示全部当事人，而只须显示第一原告和第一被告，也不必显示案由，因为有当事人的信息已足以供读者检索到文书；（3）显示裁判法院和案号，这些信息对于读者了解案件情况是必要的；（4）显示该文书在网上发布的时间而非用户的访问时间；（5）显示中国裁判文书网的首页网址，而不必显示该文书的具体网址，因为读者通过首页网址就足以检索到该文书。例如：上海香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上海昊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普民二（商）初字第5182号，中国裁判文书网（wenshu.court.gov.cn）2016年1月5日发布。
（四）如何编辑案例？
案例应当根据教学需要编辑：有的案例用于举例说明，可以引用或者摘引判决书的观点或一部分内容；有的案例如果打算用来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进行全面分析，可能就需要尽量保留判决书的原貌（有删节或简写的话，应注明）；如果在评析某个案例的过程中需要引用其他判决，或者比较同类判决，可以根据需要决定摘引的篇幅，也可以对案例做缩写、简写或改写。
诉讼案件的判决书中也可能记载了一些法律制度变迁的情况，可以作为学习公司法的背景知识或探讨的材料。例如，在某个判决的案件事实部分，判决书陈述了某个国有企业如何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其中介绍了企业如何将企业国有资产“实化”或“量化”给企业职工。
如果倾向于将某个案例作为深度研讨的材料，那么，本书通常会较多地保留案例原貌，只作必要的删减。
值得探讨的是：能否将纸质版教材与线上案例数据库、线上的讨论问答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有一部分案例在网上提供，同时在线上进行一些案例讨论。这是值得尝试的。
（五）如何解读诉讼案例？
1、应该重视判决书的事实认定部分许多教材或者专著引用判决，只是引用判决的裁判观点，评论其法律适用和解释，常常省略判决的事实陈述部分。认真解读判决书的事实认定部分，有助于培养学生对案件事实的探究意识和认知能力，鼓励学生基于案件事实，批判性地审视审判人员对事实的认定、法律适用和解释。
案件事实是审判人员认定法律关系、适用规范的基础。对案件事实的探究，对于整个案件和判决的评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注重案件事实，很难对法律适用、推理等提出有价值的批判性分析。
例如，在15号“指导性案例”徐工集团案件中，判决书认定被告三家公司构成“人格混同”，进而判决三个关联公司连带承担其中一个公司的债务。该指导案例的所谓“裁判要点”试图提炼出认定“人格混同”及其法律后果的规则。但是，仔细检讨案例对事实情节的陈述，可以发现支持“人格混同”的事实基础其实非常薄弱。
被告三公司之间存在股东重合、主要管理人员重合、业务重合和财务混合的情形。这是判决认定它们“人格混同”的事实基础。那么，表明三公司的“人格混同”“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事实依据是什么呢？15号案例指出：“川交工贸公司承担所有关联公司的债务却无力清偿，又使其他关联公司逃避巨额债务，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
这里所说的“川交工贸公司承担所有关联公司的债务”，应是指15号案例所述以下事实：“三个公司于2005年8月共同向徐工机械公司出具《说明》，称因川交机械公司业务扩张而注册了另两个公司，要求所有债权债务、销售量均计算在川交工贸公司名下，并表示今后尽量以川交工贸公司名义进行业务往来；2006年12月，川交工贸公司、瑞路公司共同向徐工机械公司出具《申请》，以统一核算为由要求将2006年度的业绩、账务均计算至川交工贸公司名下。”
这些事实能否表明川交工贸承担了所有关联公司的债务呢？显然不能。依合同法第84条，债务承担须经债权人同意才能生效。如果说上述《说明》和《申请》是川交工贸有关自愿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的话，那么，债务承担是否生效尚须看债权人的意思表示。尽管原案例事实部分显示，在2005年8月的《说明》上，徐州工程机械集团公司成都办事处盖了章，但这是否构成原告对债务承担的同意，尚待证明。也就是说，是否发生有效的债务承担并不明确。退一步说，即便构成债务承担，也只是对2005年8月前发生的债务有效。而且，被告上述行为并不是在隐秘状态下进行的，而是明确告知原告的。被告显然丝毫没有欺诈和隐瞒的意思和行为。这就很难说被告在“逃避债务”，更难以认定有滥用法人独立地位的行为了。
所谓川交工贸承担所有关联公司的债务而“无力清偿”又是以哪些事实为依据呢？15号案例中唯一与此有关的信息是：2009年5月26日，被告公司的会计人员卢鑫“在徐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其进行询问时陈述：川交工贸公司目前已经垮了，但未注销。”发布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上的原案例中没有记载这条事实，也没有披露能够证明川交工贸偿债能力的其他事实。问题是，仅凭卢鑫的一个陈述是否就可以认为川交工贸确已“无力清偿”债务？
教材第64页引用了这个案例，并在“问题与评析”部分提出一些问题，引导读者重新审视案件事实和法律认定的关系。
但应该注意，分析判决书的事实部分，仅凭判决书自身的陈述，而无法参照证据的话，是比较困难的。
2、挖掘法律适用和解释中的问题教科书可以在引用案例之后，对其中的法律适用、解释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对判决书所列“争议焦点”的重新检讨，也可能是对判决书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事情，或认为理所当然的理论，重新“问题化”。实际上，往往是后者更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对案件的探讨。
对相同或相似争议问题，可以比较不同案例，通过比较有所发现。我国的判决书，基本上是不援引先前判决（包括本院的和上级法院的判决）作为论据的。因此，在教学中比较、探讨同样争议的不同判决，有独特意义。这样可能有助于推动审判实践和教学研究的互动，推进法律发展。
（接2017年12月19日537期三版。本文原载于《中国政法大学教育文选》第22辑以及王军副教授个人微信公众号“公司法研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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